永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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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瑀：会唱歌的星星

ARTICLE* 安息香

刚刚结束首次欧洲个展的高瑀带着他《会唱歌的星星》，带着他的银河系，带着他的英雄版熊猫在小咖啡馆出现。潮流做派的高瑀在短暂的拘谨之后进入对谈状态，驾驶着他想象的飞船急速行驶在词语之间。

《会唱歌的星星》是高瑀为其在意大利米兰玛蕊乐画廊的展览专门构思的艺术项目，这一次他小熊猫化身为宇航员，驾驶飞船游弋于由行星、恒星、月球所构成的银河当中。高瑀为什么选择描述这种飞行梦想？为什么要让画册在翻开扉页时响起一首“东方红”？


展览归来感觉如何？
欧洲人挺抠门的。

怎么讲？
也不是没钱，就是舍不得花钱呗。这次就是我的一个个展，与以往参加博览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展览中见不到其他的艺术家。个展没有太大的客观性，所以不具有说服力。我得个人感觉是：其实金融危机不想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在某种程度上，收藏家有点儿乘着机会压价的味道。一说就是“唉呀，市场都这样了，怎么你还那么贵？”但其实就算是原价，一样还是有人来买，但现在的情况就是不论好歹，买家都得还个价。至于其他，我没有太多深入地体会。

这是你第一次在欧洲做个展，是否会感觉到当代艺术在西方与中国有些什么不同？
他们的整个社会系统已经在一个惯性的轨道当中，它有很自然的运作，在这个系统的内部，一切运作都是井井有条的。而中国不一样，我们的内部系统充满着秩序的重新构架，我们面前的路还不明朗，所谓“未来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在整个氛围上就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代艺术显得更加热闹，其中带有的可能性也更大。他们的整个社会体系相对更加完善而成熟，在这样一个系统内部，艺术家所能做出的那种可能性其实相对而言很小，因为那个系统已经把你框在那里了——这就像一个严丝合缝的齿轮，“啪”就给你安在那里了，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随着那个齿轮走——这样，你能成多大的事儿？但是在中国谁都有可能是那个最重要的齿轮，谁都有可能是那个被抛弃掉的。当下的中国更像是西部开发时期的美国，尤其在艺术、文化上——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朴实的淘金少年”。

欧洲观众对展览的反应怎样？你听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声音？
他们对作品挺有兴趣。但是，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领会这些作品背后的东西？我想这还需要更多的沟通。他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东方红”？能够体会中国人的那种太空梦想？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了一定的交流障碍。所以他们现在更多是对作品形式的认可，在外相上感兴趣。但这件事我觉得无所谓，认知需要时间——这就相当于你先吃了口菜，吧唧吧唧嚼着觉得好了才会对这东西到底怎么做的感兴趣。
这件事反过来说明了一件事——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文化和一个相对强势的文化碰撞后所产生的问题。对这件事我的看法是：首先你得让自己成为一盘让别人有反应的菜，然后再谈其他。这也是一种曲线救“中国艺术”的策略吧？

聊聊这次你为展览新创作的作品系列《会唱歌的星星》，还有你那本有趣的、翻开扉页会响起音乐“东方红”的画册……
中国进入太空时代迈出的第一步是“东方红”卫星的发射——“东方红”是一颗没有其他功能只会放音乐的卫星——就是说，那只是颗会唱歌的星星。这是件挺有趣的事，所以这次给作品定的主题就叫“会唱歌的星星”。
中国发射东方红卫星和造第一颗原子弹基本在同一时期，是同一个时代思想下做出的国家决定。那这个决定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很深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中国现在再来做一个核武器，美国肯定不干！所以我们建国早期，在一个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把这个事儿搞定之后，整个国家、国家里的人们的姿态都不一样了。发射一颗会唱歌的星星听起来有些好笑，但如果那时我们没有做这样一件事儿，没有这么一颗星星，现在整个国家的境遇都会很不一样——生存空间、发展空间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件影响挺深远的事。
但这件事情也可以反过来看，这种外部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国家文化精神、文化心理的不同。中国的大国姿态影响到每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

你的作品显现出你独立看待当代艺术的方式。做这些作品的过程是你在熟悉某一个文化、艺术现象还是在反省某一个文化、艺术现象？
我觉得这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很开放的状态，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像一个编辑那样，综合所有接触到的信息和材料……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应该像一个好的媒体。每个媒体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法制杂志的和社会研究杂志的对事物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艺术家风格的差异也是如此。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对外界信息的态度应该是开放的。这就是我希望接近的创作状态。将所有资讯信息经过我的角度、语言和方法重新反映这是我的工作方法之一。

为什么喜欢熊猫？
不喜欢。

那当初为什么选择表现它？
我只是把它当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本身可以引起很多的联想。开始的时候是偶然顺手把它拉来用，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行为。开始做之后才慢慢发现它有很多可以引申的东西——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它是一个发散性很强的素材。

你的作品从02年到08年的作品有一个变化。02、03年的时候，作品中个人经验的东西更多一些，04年之后作品中展现得越来越多的是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当代艺术、文化的反省。你觉得这两方面在你创作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任何事情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就看你怎么把握这个分寸。一个好的艺术家不应该局限在一个太过私密化的个人经验里。我觉得那不是我想做的工作。但话说回来，做任何事都是从个人角度发出的——关键看怎样从一个小我变成大我。

你的作品对中国很多古典元素的把握很好，这对年轻艺术家来说并非易事……
我一直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对玄学很感兴趣，不由自主地去研究，会看《道德经》，会学怎么打卦……接触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这就像一道法门，勾引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这背后有这么多东西。

聊个关于“爱”的话题——你每年的作品中都会有一、两幅与此相关。你对“爱”的态度在这几年里是什么样的变化？
对于我来说，“爱”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不重要。经历是好事。其实我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纯粹和理性的人，像机器人那样。我觉得最完美的爱情状态就像佛家的一句话——“物来则应，过去不留”。风吹过的那一瞬间你觉得温暖就够了，吹过就别抓住不放。
人总是希望能超越自己。我想要挑战的就是怎样成为一个最坚强的人。最坚强的人是理性的，同时他有慈悲。这不是说对感情进行敷衍，而是对感情的一种有效控制。好些感情如果不加控制，最后都会变成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对工作、对亲情、对爱情都是。就像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面对这些事情，人得能放开一点、控制一点——控制自己对这种状态的依赖，你就会变得愉快和坚强。我记得安迪•沃霍尔说过一句话，说自己希望成为一台工作机器。当然他说这句话的角度和我看的角度不一样，但从某种意义上我能够体会他对这种状态的追求。

几年前，你的理想是“尽量不谈艺术并且不靠艺术活着，随时远离艺术”，现在呢？
说那句话是有一个语境的。那时候我刚开始入行，环境舆论也对“做艺术”这个工作过分地修饰，使这件事变得太过艺术化了。用这种眼光看待“艺术”是不真实的，整个外界对艺术家的态度也不客观。在某些语境里，“艺术家”变成了一个骂人的词儿，所以那时对这件事特别反感，反感聊艺术，反感所谓的“艺术家做派”。说句不好听的，大家都知道艺术能挣钱，但那会儿谁也不好意思提钱，觉得自己是搞艺术的不能谈赚钱——这不扯淡吗！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所以那时我觉得，还是别假装谈艺术，就谈钱多好！现在这话已经过了它的时效性，这些年艺术市场经过繁荣经过跌宕，大家都变得坦然了。缺失之前的语境，这句话就失去意义了。
做事情我比较有灵活性，换句话说，我是个不怎么坚持自己的人。但我不愿意当一个“艺术家范儿”的艺术家。如果说拍电影，我愿意当冯小刚那样的导演，知道用华谊兄弟的演员，知道怎么插广告，知道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知道选什么样的外景地——我喜欢这种精确。你能说《非诚勿扰》不是艺术，不是电影吗？它是部好电影。人得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别走了一路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忽悠自己，还是坚持自己。
我尊重每一代艺术家，没有前辈对当代艺术所作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整个社会对当代艺术的接受和认知。每一代人都在为艺术史做着贡献，他们会在这部历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
每一代人所做的事情都跟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系。青春期和幼年的梦会对一个人产生巨大影响。

能跟我聊聊你青春期和幼年的梦吗？那些对你产生巨大影响的东西。
我觉得“英雄主义”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身上还是有的，而且有很大影响。受“英雄主义”、主流教育出来的一代人，和市场经济下各种多元价值观碰撞后，将造就出什么？我从骨子里还是有那种英雄主义的，毕竟从小接触的就是这种东西，虽然受市场经济的熏陶，人会慢慢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一代人还是有理想的。我们成长在一个建设过程中。但只有在社会变革时期才会有英雄出现。

（本文已在《HI艺术》2009年7月刊使用。不可转载。）